欧亿体育体育官网革命应当有限界数十年来，大陆的近现代史研究由于某些不足道的原因，几代人接触到的“历史”，不外乎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先于事实而且必须被接受的观念。因为这样的缘故，唯有不为潮流所裹挟的打捞者，才能潜入水底，看到泡沫之下的史家所看重的史实和历史真相，进而做出真正的历史言说。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以下简称《张力与限界》）是一本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著作，而非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宣传品，更不是为完成学术任务以求利的敷衍之作。

　　革命改变着世界，改变着社会、家庭、个体，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的张力使这种改变具有其他政治运动所远远不及的能量，这是革命受到朝圣般欢呼的根由。革命是一定情境中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利器，但并非包治百病的仙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革命甚至也非常态。革命常常以打破现存规则为代价，而规则又是人类社会构成、存续、进步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石，其间所显示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令人眩目的张力背后，应有也必须有自己的限界。

　　显然，这是作者“十年磨一剑”之后的深思熟虑，而非灵感忽至的偶然所得。以书中揭示的事实而论，所谓“张力”，乃是指中共革命迅猛发展的扩张性。作者用以支撑的史实是：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经过几年之后，就建立了几十万人的武装队伍。这种张力，在1933-1934年之后达到了高潮。所谓“限界”，欧亿体育平台登录乃是指在客观条件下，中共革命打破既有秩序和规则发展的程度。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反抗，并在数省交接的边区发展壮大。到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的范围跨越福建、江西两省，达到数十个县，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显示出似乎无穷无尽的发展能量。

　　在《张力与限界》中，黄道炫为读者展现了中央苏区张力作用的过程。在党的建设上，到1932年3月，苏区归属江西省辖的16个县全部建立了县委，成立了124个区委，998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3万余人。到1933年6月，党员人数达9.7万余人。整个中央苏区党员最多时不低于15万人。在政权建立上，中共通过军事力量的推进，主导了苏区的政治和社会。待控制逐渐稳固后，形成了“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的框架结构，并以村代表制度使苏维埃政权的触角深入到村一级，再加上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使得政权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教育和文化上，中共尤其强调宣传鼓动功能，在扫除文盲的过程中传递阶级意识。

　　在社会控制上，中共以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移风易俗。除此外，苏区对宗教和民间传统信仰习俗采取了严厉的态度，《宪法大纲》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自由”。在苏区，僧侣和官僚、地主、豪绅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组织完整、被认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会受打击更大，和尚、道士以及介于宗教和民间信仰之间的人士，则被定位于流民，属被改造对象，被限制转业。不仅如此，苏区宣传打破家长制，使老年人的权威下降，而苏区的妇女运动，又使妇女成为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在民众组织上，苏区形成了一个以党员为基干，各类民众组织为补充，层层相连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组织严密的群众武装组织。在红军的组织建设上，中共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严防军队领导权落入个人或小集团手中。

　　经由党建、社会控制、军队、政权等各个方面的史料爬梳和分析，黄道炫为读者展现了革命的张力展开和产生的效果，解释了苏区超常规迅速发展的奇迹。这些研究为读者展现了苏区生活各个方面的图景。不仅如此，作者还从地缘政治（苏区位于闽赣交界）地理环境解释了苏区何以如此的原因。

　　中央苏区的革命张力，很大程度上是以枪杆子为基础的。显然，黄道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核心因素。在我看来，对于这一核心因素，以及它所引发的反应，应有更清晰的脉络，更详尽的研究和更大的篇幅才能显示其重要性。如果能够将枪杆子在中央苏区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多强调一点，并以史实为基础，梳理出以武力为主线所建立的一套革命逻辑，该书对于革命张力的论证也将更为有力，也更能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内涵。

　　在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中，作者揭示，国民党乃是注重上层工作的弱势独裁政党。实际上，国民党的军权一直凌驾于党权之上，甚至政权亦高于党权。在组织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师法苏俄，但是，国民党的政体却是按照西方民主体制设计，而党组织又是借用苏俄模式，这种兼收并蓄导致弊病百出：由于国民党独占和垄断政权，使得孙文设计的民主宪政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中民主宪政的目标，又使其一党专政饱受体制外势力的攻击。国民党的独裁之心有余，而独裁之力不足。

　　显然，在治党方面，国民党仅仅学到了苏俄的半套功夫，而中共在组织的严密性上，更是青出于蓝。如果说，《党员、党权与党争》研究的主要是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那么，并非研究中共组织形态的《张力与限界》，至少部分展现了共产党在党建方面的经验和成效。两相对照，可谓大异其趣。

　　王奇生的研究显示，在国共两党合作时，共产党人在基层组织的建立，以及基层动员中显示的才能，让国民党的“老同志”一直感到惴惴不安。他们担心国民党的安危，对于共产党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中共党员为何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为何表现出远远超过国民党人的工作能力和活力似乎是一个难解之谜。黄道炫的研究证实，中共各级组织机构建立极其完备，在军队，党支部建到了连上。与国民党枪指挥党的组织相比，中共真正做到了党指挥枪，党权高于一切。中共的组织原则直接承袭苏俄，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强调牺牲和奉献精神。红九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如果细查这五项条件，第一条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上的无条件相信，不允许党内出现思想的异端；第二条的实质乃是服从，第三条意味着为事业把自己交出去，第四条的实质是不计个人得失，第五条的实质是没有恶习。从这五点来看，全部满足这些条件的党员，较之宗教信徒更为纯洁——它意味着个人从思想到道德品质，从人性欲望到生活习惯全面而深刻的“格式化”。黄道炫另外也说道，“虽然在苏区农业社会及军事紧张的社会环境下，中共的无产阶级理念未必能够顺利贯彻，组织条件也难以完全满足，但强调忠实可靠，守秘密，服从等基本品质，遵循可操作的发展程序，还是有助于保证党的凝聚力和纯正性。”显然，中共党组织系统的权力效率，远非国民党所能比拟。

　　从王奇生的研究来看，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党力较弱，组织软弱涣散且没有高度的内聚力；从黄道炫的研究来看，中共的党建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其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力确实使中央苏区革命的张力施展得无以复加。

　　早在建党之后与国民党合作开始，具有国际背景的中共就表现出惊人的治党才能。1921-1927年，中共“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在短暂的五六年里，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揭示，国共两党都以中小知识青年为骨干力量，中共党人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认，两党合作时，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承担。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国民党上层党务机关，更将工作重心转向基层。两党决裂之后，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共产党人丰富的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经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张力与限界》中，中共从苏区基层的党支部建设，到苏区政权的延伸，从宣传教育到社会控制，从群众组织到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均显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因宗族势力强盛，公田比例较高。闽西地区的公田占50%以上，赣南的公田也达到了百分之二三十。在赣南、闽西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左右，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一半左右的农民不得不和地主富农以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租佃负担占40%-50%。因此，农民对土地有着衷心的期盼。作为“被发动”者，农民的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为满足农民的愿望，取得农民的信任，中共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东北一个农民积极分子参加革命的心态颇具代表性：一开始分地给老百姓，谁也不在乎，“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欧亿体育平台登录

　　尽管《张力与限界》对于中共苏区的社会动员有着较为宏观的描述，但是，作者并没有为读者提供一条逻辑清晰的脉络，展示中共基层动员的本质，以及中共将革命嵌入农村后，在农民之间所引发的后果。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在同一个村庄生活多年的同宗乡亲，彼此知根知底，很多人平时的关系尚可，为什么会因为阶级革命的介入，而演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关系？以该书的研究所透露的信息而论，作者手中掌握的史料似乎并未充分运用，而这些史料足以支持其通过分析和归纳后，展示出农民之间从宗族和血缘维系的亲情，演变为极端对立的完整过程。这一点，仅仅在第70页略露端倪：

　　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

　　革命进入乡村社会之后，大大改变了农村持续千年的基层秩序和结构，以及农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宗族和血缘维系的乡村秩序，以及此前存在于乡村的各种社会组织，最终在以武力为基础发动的阶级革命下土崩瓦解。以往被视为乡村秩序权威的士绅以及宗族势力被悉数打倒或镇压，中共以强有力军事，严密的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府，层出不穷的社会运动，以及平等的理念的灌输，实现了中共一元化权力统治的格局。而这一格局又大大加强了中共的基层动员能力。对于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以及这种权力格局与中共基层动员之间的关系，该书缺乏应有的清理，这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之处。

　　在我看来，作者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结论很让人信服，其研究有力地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苏区以有限的军队，落后的武器，有限的资源无法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实力的较量下，力量的强大显然是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局限于军事较量本身，而是揭示其背后的政治背景、经济资源、地理特性以及人心变化等综合因素，是该书一大优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几次战争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屡战屡败，这使得蒋介石痛定思痛，要在纪律和工作上超过中共，才有可能剿清他们，他选择了持久消耗战。国民党人也认识到，江西的“土匪”与历史上的土匪不一样，有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为此，蒋在庐山开办了针对性的军官训练团，到9月办了三期，受训者达7500多人。受训之后，国民党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十一师前师长萧乾到各连队与士兵一同生活起居，为了练习长途行军，他脚穿草鞋，脚底抹桐油；六十七师傅仲芳经常穿旧军衣，军中称之为伙夫头；霍揆章、李树森等行军时都背米袋。为配合军事行动，国民党对苏区实施了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料流入苏区。在战术上，国民党大量修筑碉堡，利用碉堡稳打稳扎，层层推进，使得红军作战灵活、部队行军调度快等优点无从发挥。此时，外部的环境对于国民党也大为有利。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加强了联系，宋子文1933年与美国订立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1933年和1934年的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不仅如此，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也逐渐增强。对于这次“围剿”，蒋介石数次提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要求全力加强与中共在政治和组织上争夺民众，并开始抑制土豪劣绅。

　　与以往我们接触到的中共革命史不同，《张力与限界》利用了国共两方面的史料，对于这场战争的台前幕后，以及两军之间的情况均做了细致的梳理。在此前的党史图书和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没有作者告诉读者整场战争的全貌，而仅有中共军队的正面宣扬。显然，《张力与限界》使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变得立体清晰，作者有力地揭示，在武器装备、人员补给、物资供应、经济能力等各个方面均远远差于对手的情况下，中共不可能打赢这样一场消耗战，“在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依靠极为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志在必得、几倾全力的进攻下，竟然能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是足够令人惊叹的”。

　　同时，作者揭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无关。黄道炫的研究显示，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对于中国革命政策的调整，以及第五次反“围剿”等问题都提出了重要意见。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上真正掌握中央苏区领导权的主要是博古、李德等人，远在苏联的王明显然没有机会“左倾”。